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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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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本質上是產業結構轉型。本文基于要素價格改革的視角,闡述了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機理,分析了各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現狀,發現政府主導下的轉型模式是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滯緩的重要原因,提出政府應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破除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制度性壁壘,推動生產要素向生產率更高的高技術部門更加充分和自由流動。

關鍵詞:要素價格;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

高技術產業資源型城市經濟具有轉型發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資源型城市以資源型產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資源型產業通過對自然資源的投入與擴張實現增長,多屬于粗放增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資源型城市通常具有低級、單一的產業結構,一旦資源型產業難以為繼時,資源型城市則容易陷入“資源詛咒”的困境。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實質上是產業結構轉型,而產業結構轉型的核心在于要素價格改革。歷史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都具有類似經濟背景下成功轉型的經驗,這表明產業結構多元化和高級化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根本出路。因此,從產業結構相關理論出發,基于要素價格改革視角,闡述資源型經濟結構的失衡和變動,揭示阻礙高技術產業部門發展的結構剛性與制度剛性,對于探索我國資源型經濟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關于資源型產業將向何處轉型,有眾多學者展開過研究。楊建國和趙東海(2013)指出幾種可能性:資源型產業在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可能完全被新興產業替代,也可能實現自我延伸發展,還可能與新興產業相復合存在。一部分學者傾向于認同淘汰落后產業,強調發展技術密集型、環境友好型的替代產業。如祁泉淞(2010)提出,淘汰具有落后產能的資源型產業,推動新興接續產業發展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普遍模式。孫毅和景普秋(2012)強調,資源型經濟必須推進綠色轉型模式,實現產業結構的高附加值和綠色化,以人力資本與科技創新為經濟增長動力。周建波(2013)基于對英、美、澳等多個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成功經驗的總結,認為各國普遍通過一系列產業政策鼓勵企業家創業,發展新興產業部門以規避“資源詛咒”。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資源型產業的自我延伸發展。張汝根(2008)認為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應拉長資源產業鏈條。Lomakina(2015)分析了加拿大的案例,認為資源型經濟的發展前景在于資源型產業自身的潛力。胡美林(2015)進一步指出,針對資源型產業較高的退出壁壘和匱乏的轉型動力,應減少其沉淀成本,推動創新驅動,延長其產業鏈條等。然而,僅有資源型產業的內部變革或是僅強調非資源型新興產業的發展都是不足夠的,無法形成產業結構轉型效應的最大化。張復明(2002)提出一種產業升級序動的轉型模式,即在資源型產業依托資源優勢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同時加強對資源型產業以及非資源型產業的資本投入,兼顧傳統產業發展與新興產業創新,實現產業多元疊合發展。楊宏忠和蘇文(2011)同樣提出構建多元化經濟增長體系的主張。王亮等(2011)認為,資源型產業轉型應重點關注城市功能的提升,傳統的資源型產業與新興產業對城市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資源型城市轉型要基于已有的產業基礎,依據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的新變化探索新的城市功能,從而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楊丹輝、張艷芳和李鵬飛(2017)指出,資源型產業普遍市場化程度低,價格體制改革滯后,淘汰落后產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可避免反彈,因此應推動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的融合發展。綜上,已有相關研究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資源型經濟的轉型方向及其轉型方式,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和啟發。但盡管現有研究強調了制度改革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的重要性,卻多以產權制度改革為切入點,鮮有關注價格體制改革對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本文認為,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要以市場化為導向,而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價格體制改革。只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才能推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從根本上建立市場機制,從而促進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而資源型經濟的轉型方向也正是要素基于市場機制自由流動的結果。

二、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特點

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應注意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并重并注重綠色發展,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本質是技術進步。在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中,應注意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并重,注重綠色發展。資源型城市前期的發展重經濟輕環境,重增長輕保護,這種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雖帶來帶來短暫的經濟增長,對于資源型城市的長期的發展卻埋下了隱患。一旦資源枯竭,資源型城市的經濟將陷入泥沼并裹足不前。所以,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發展應立足長遠,讓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能夠相互支持和促進而不是相互抑制和沖突。因此,不但要在思想上樹立生態保護、綠色發展的觀念,更要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進行實踐。技術進步提升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不同經濟部門的要素生產率具有差異,這種非均衡性將使得生產要素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從邊際生產率較低的部門流向邊際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因此,生產要素在不同生產率水平的部門間流動將會在要素投入總量不變的前提下提高整體的要素生產率。生產要素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發生結構性流動,意味著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增加,經濟體整體的產出增加,“結構紅利”則得以產生。即生產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逐漸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流動,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經濟產出增加。對于資源型城市而言,煤炭業等其他資源型產業是要素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而高技術產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是要素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因此,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升級本質上是生產要素從資源型產業向高技術產業流動的過程。因此,在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過程中,應注重其綠色發展,并提高資源型城市的技術進步。

三、整體資源型城市的資源型產業結構評價

我國主要的資源型城市包括遼寧阜新、山西大同、呂梁和晉城等,這些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具有很強代表性。實現成功的資源型經濟轉型,一是應使產業結構擺脫“二產獨大”的局面,經濟增長從對資源型產業的絕對依賴轉向對多元產業的依賴,甚至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實現主導產業能耗的降低和技術內涵的增加;二是應使經濟發展呈現環境友好的特征,經濟增長不以生態環境的惡化為前提條件。太原是資源型城市轉型升級的成功案例之一,2017年太原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1.2%、37.6%和61.2%,擺脫了“二產獨大”的現狀。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顯著,2017年增加值為91.4億元,較2016年增長14%。此外,太原市生態環境明顯改善,2017年空氣質量二級以上天數175天,達標率為47.9%。

(一)阜新產業結構情況2001年以前,阜新的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經濟水平低下,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始終在40%左右,GDP排名居遼寧全省最末,僅占全省1.4%。2001年起,阜新開始實施產業轉型戰略,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建設農業示范區和農業高科技園,農業、畜牧業產值不斷攀升。2015年阜新畜牧業產值達150億元,比2012年增長36.4%。阜新對第二產業實施技術改造策略,建設新能源電廠,發展電容器、晶體管等高技術產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從2001年的262家增至2015年的357家。此外,阜新市還力推旅游業的發展,將海州露天煤礦改造為國家礦山公園和工業遺產旅游示范區,此舉促進了阜新的旅游創收。然而,盡管阜新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過去單一的煤炭開采業轉向多元化發展,現代農業嶄露頭角,工業旅游特色突出,而歷年來阜新的產業結構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始終沒有改變阜新第二產業獨大的結構特征。近年來,阜新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在40%-45%間徘徊,其中工業比重始終超過80%,2015年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8.2%,但降幅甚微。

(二)呂梁產業結構情況一直以來,呂梁面臨比較嚴重的結構轉型困境。呂梁建市時間較短,2004年才正式掛牌建市。在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持下憑借豐富的煤炭資源成為了新興的煤炭城市,同時也形成“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特征。2004年,呂梁第二產業比重為59.3%,一、三產業比重分別為8.8%和31.9%。對于原煤開采業的高度依賴使得呂梁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加之其山區地貌生態環境破壞嚴重,不利于農業發展,紅色旅游資源豐富但分散,產業鏈脆弱。確立轉型升級目標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呂梁第二產業比重不降反增,由2004年的59.3%增值2013年的70.6%,同時第一、三產業比重分別降至5.3%和24.2%。可見,呂梁的第二產業始終是絕對的主導產業,且呂梁產業結構的資源型特征在不斷加強。

(三)晉城產業結構情況同樣地,晉城市也具有類似的產業結構特征,第二產業比重獨大,遠遠超過一、三產業。并且,晉城市第二產業增速顯著,年平均增速約29%。第二產業中,煤炭、電力占據主要份額,作為主導產業拉動晉城經濟增長。2006年,晉城第二產業比重為65%,一、三產業比重分別為4%和31%。歷年結構變化不大,2011年第二產業比重為65.5%,其中僅采礦業產值就占全市產值的51.9%。到2016年,第二產業比重微降至52.9%,并且伴隨著旅游業的逐漸興起,第三產業比重升至42.4%。但是,晉城市始終沒有改變產業結構單一化、初級化和資源化的特征。由此可見,阜新、呂梁和晉城三個資源型城市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第二產業比重獨大的現狀,經濟發展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性仍然較強。盡管阜新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第二產業比重沒有表現出明顯變動,呂梁和晉城兩市甚至有惡化的趨勢,資源型產業結構特征仍比較突出。對于阜新、呂梁等資源型城市而言,其獨特的自然資源稟賦造就了嚴重依賴資源型產業的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失衡和單一的產業結構。對煤炭等資源的高度依賴使得資源型城市的經濟隨資源價格的階段性波動而波動,過量地開發煤炭等資源也使其面臨資源枯竭的威脅。此外,資源型產業多屬于重工業,過度地依靠重工業意味著這些城市的生態環境承受巨大的壓力。總之,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由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變任重而道遠。

四、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滯緩的探索

事實上,推動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政府宏觀政策層面上體現已久。上世紀80年代,阜新嘗試向電子產業和紡織業轉型發展收效甚微,就業低迷。2001年,阜新被設立為全國第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確定了阜新的產業結構從二次產業向一、三產業以及非資源型產業轉型的目標,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和服務業。2006年進一步明確轉型發展重點,2011年阜新將轉型從“試點”升級為“示范”。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阜新制定了轉型規劃,國務院和省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對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協調,支持阜新產業轉型規劃的實施。山西各資源型城市同樣經歷了不少轉型動作,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整改廠礦、限制產量,提高煤炭進口和控制出口的政策文件。1996年發布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調整產業結構的實施意見》開始提出通過發展戰略性產業調整產業結構,2001年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實施“1311”規劃的意見》和2003年的《關于實施行業結構調整的意見》、《山西行業結構調整方案》等文件為發展戰略性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分別于2005年和2011年發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劃定了鼓勵類、限制類和淘汰類的三類產品,2016年發布的《山西省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意見》則對煤炭產業提出針對性的嚴管措施。2010年,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設立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山西省政府后于2012年推出相關的改革方案,明確提出壓縮資源型產業產能,把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作為經濟發展新動能。可見,政府發力推動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已逾二十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源型經濟結構,高技術產業發展仍然遠遠落后。為了進一步驗證政府主導方式對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的影響,本文以山西為例,檢驗了山西省的市場化程度與資源型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結果如圖1所示。圖1a以“工業企業銷售產值①中的國有比重”指標表明市場化程度,反映了山西省資源型產業占工業產值比重如何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如圖所示,二者的散點圖趨勢線向上傾斜(相關系數為0.61),表明工業企業銷售產值中的國有比重越高,市場化程度越低,則資源型產業的產值比重越高,資源型經濟轉型阻力越大;圖1b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國有比重”指標表明市場化程度,反映了山西省高技術產業產值比重如何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如圖1所示,二者的散點圖趨勢線向下傾斜(相關系數為-0.71),表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國有比重越高,市場化程度越低,則高技術產業產值比重越低,資源型經濟轉型阻力越大。綜上可以看出,政府主導仍然是并將長期是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方式。但政府主導模式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生產要素的跨部門充分流動,在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中應予以重視。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從要素價格改革視角闡述了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的機制,結合阜新、呂梁和晉城的具體案例,分析得出,政府主導的資源型經濟轉型方式對市場產生干預,可能對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產生扭曲,為生產要素在不同經濟部門間的自由流動帶來制度壁壘。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尚存在諸多制度性掣肘,政府應當在資源型經濟轉型過程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具體而言:1.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建設完備的要素市場。要素定價行政管制的存在意味著資源型城市生產要素市場是不完備、不充分的,同時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對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均為負向作用,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李廣瑜等,2016)。企業的生產決策與產業選擇本身是一種對價格信號的反應,在要素價格扭曲的情況下,企業無法獲得生產要素價格的比價關系,容易受到被低估的要素價格影響而止步于低端的資源型產業,缺乏進行技術創新和進入高技術經濟部門的強烈動力,從而不利于資源型城市淘汰落后產能。因此,要不斷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構建更為合理有效的要素價格市場化決定體系,促進優質資源向新興經濟部門流動從而實現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升級。2.增加市場準入,進一步明晰政府的服務型功能定位。明晰政府在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功能定位,盡量減少對經濟結構變遷的直接干預。首先,簡政放權,減少對科技型企業的準入審批,特別要放寬極具創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瞪羚型企業和獨角獸企業的準入門檻;其次,搭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高技術服務平臺,如高技術企業數據庫、科技文獻數據庫、儀器設備數據庫等,既服務于新興產業,也服務于傳統資源型產業的高技術化;最后,完善法律環境,加強監督執行,維護要素流通秩序,保障公正公平的市場競爭,做好制度建設與運作的監督者角色。3.深化金融改革,打通資本要素向高技術產業流動渠道。政府應減少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高技術產業融資的歧視,改良融資制度環境。首先,政府可通過構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機構的方式提供專項服務,對科技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產品進行重點融資支持,利用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幫助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動產抵押,積極發展民間擔保資信公司等;其次,中小型商業銀行市場規模較小,債券、基金、股票等在金融系統中占據份額有限。政府應持續放寬中小型商業銀行的科技類貸款的放款權,簡化貸款審批程序,協調銀企溝通,適度鼓勵并監督科技類社會投資的進入和退出,鼓勵科技類非信貸金融工具創新,將銀行信貸與證券、基金、股權融資等多種融資方式相結合,為高技術企業設立技術創新專項基金等。另外,也可與其他資源型城市共同籌建“資源型城市高技術發展基金”,進一步拓展融資渠道,使資本要素的流動更加通暢。

作者:李鑫 王千紅 郭巖 單位:太原工業學院

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問題分析責任編輯:張雨    閱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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