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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史若干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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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營經濟是一種基于私有制性質的所有制和產權結構、并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形式,民營經濟史研究從歷史的窗口追溯民營經濟的發展路徑與歷程,而社會分工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產業基礎。民營經濟對應的經濟社會關系表現為不同的經濟社會形態和經濟結構形式,官營經濟有其完善的制度安排與政策實施機制,“重農抑商”及其它政策是官營經濟體制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耦合”的作用在于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而使民營經濟獲得發展空間,民營經濟作為一種體制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

關鍵詞:民營經濟發展史;制度安排;經濟體制改革;官營經濟;經濟增長

貝內德托•克羅齊曾在1917年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論斷,意在著重歷史的現時性①。在他看來,歷史與現實之間似乎有某種契合,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拓展經濟史研究的新路徑,通過民營經濟史的研究累積,既推本溯源,又以古鑒今,讓歷史回答諸多現實問題。

一、民營經濟的本質內涵與特點

1.民營經濟的本質與內涵

“民營”與“官營”雖一字之差,但顯現出其與“官營”的相異內涵。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基礎上的、屬于國家所有的,并由政府進行經營管理的企業,就是官營企業,簡稱“官營”。張志勇認為,國內第一個提出“民營”概念并使用這一詞的是我國經濟學家王春圃先生,他在1931年出版的《經濟救國論》一書中最早使用了這一概念。書中把民間經營的企業稱為“民營”,主要是與“官營”相對應②。而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民營”一詞,使“民營”與“官營”成為既對立又統一的概念。吳敏認為民營企業是指除國營企業以外的所有形式的企業,它包括國有私營、集體私營、合伙經營、承包經營、租賃經營、委托經營和私有私營等類型的企業和外資企業③。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民營企業就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則運作的微觀經濟主體,其生產經營行為涉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所有領域,其重要性毫無質疑。因此,張志勇認為民營經濟具體說的是個體和私營經濟,或者說個體和私營經濟就是民營經濟。在這一點上普遍認識是一致的④。

2.民營經濟的內在特點

雖然許高峰認為民營經濟不能等同于私營經濟,也不能簡單地界定為非國有經濟⑤。但江怡認為民營經濟是基于私有制性質的所有制和產權結構并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形式⑥。他又認為,較之于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具有適應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產權明晰,責權分明,自負盈虧,生產效率高,成本低的特點⑦。當然,民營經濟是相對于官營經濟而言的經濟形式。黃孟復在《在中國首次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中認為廣義的民營經濟是對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江怡認為,民營經濟的實質是指公民投資、公民受益、公民承擔風險。通俗而言,就是指民間私人投資、民間私人享受投資收益、民間私人承擔投資風險、自我約束,在競爭中謀求發展的經濟活動。嚴格地說,這樣的經濟應稱為“民有經濟”或“私有經濟”⑧。

二、民營經濟與經濟史的相互關系

1.從歷史的窗口追溯民營經濟的發展路徑與歷程

經濟史為我們提供了窺見民營經濟發展歷程的“窗口”。創新理論的先驅和商業史研究的創始人、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⑨。張雁認為如果缺乏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就難以理解經濟學的根本內涵和現實意義⑩。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都需要我們從歷史的角度,關注和研究民營經濟起源、發展和演變的輝煌歷程,以期為研究民營經濟提供有益借鑒。歷史學家認為,周朝取代商朝意味著農耕文化對商業文化的征服,因此,農耕文化孕育了中華文明,使其具有明顯的大陸文化特點,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深深打上大陸農耕印記輥輯訛。江怡認為,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農耕文化深深植根于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的農耕文明對國家組織形式、國家機器的建立完善、組織制度的制定、民營工商業的發展,以及人們日常生活方式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輥輰訛。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民營經濟的形式與內涵理應成為經濟史的研究對象。

2.從過往經濟現象的羅列與集成來研究民營經濟史

經濟史是歷史的實踐,經濟史是指經濟領域的發展歷史和經濟狀態的變遷史。陳勇勤認為,經濟史是一種研究方法輥輱訛,因產業經濟史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20、30年代,因此學界認為從空間分布角度看,經濟史主要涉及農村經濟、莊園經濟、城市經濟輥輲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通過生產提供有效供給,并以分配為支點,通過交換滿足有效需求,恰恰涵蓋民營經濟的生產經營過程。民營經濟屬于經濟史的研究范疇,民營經濟發展歷程及其變遷路徑構成了民營經濟史。江怡在《寧波民營經濟史(原始社會末期—1956年)》中認為,民營經濟史嚴格講屬于產業史,而就民營經濟史而言,建立在稀缺資源基礎上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既是資源實現最佳配置的路徑,也是人們日常生產生活之行為,其影響因素不外乎是人口增長、農業、手工業和商貿流通業等官營和民營經濟活動,以及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

3.社會基本矛盾的互動過程及影響構成了中國經濟史的內涵

社會基本矛盾的演進是經濟史研究的理論基石。胡寄窗先生肯定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他認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為理論基石而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先河,從而完整地構建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以社會基本矛盾的互動及相互作用作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理論指導,其重要性在于深入分析社會經濟的變化和發展對經濟思想產生的影響。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進程有緊密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連,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思量輥輳訛。而黃孟復則認為,我國民營經濟60年來的曲折歷程總體上呈現另一個U型反轉軌跡,也是社會基本矛盾關系不斷演變的時期,這種演變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輥輴訛。

4.民營經濟是一定時期經濟社會形態的表象

民營經濟對應的經濟社會關系表現為不同的經濟社會形態。劉輝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術語中,‘經濟形態’基本就是‘社會形態’,亦即帶有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性。”輥輵訛木志榮認為,任何一種經濟形式都是所有制形式與經營方式的雙重體現,這種體現構成了一種社會關系,也使經濟形態表現為繁雜的社會關系輥輶訛。董輔礽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分,沒有公有制經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但公有制本身卻不等于社會主義經濟。”輥輷訛畢世宏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始終表現為小農經濟、家族管理、中央集權官僚體系這三者的結合和統一。”輦輮訛而民營經濟正是在這三者的結合和統一中出現的傳統經濟形態。江怡認為,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內在關系,形成一種自由的經濟形態。“新中國成立前有國營經濟、農民和個體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的表現形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社會關系,這是新民主主義時期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結構形式輦輯訛。

三、民營經濟的產業路徑、產業結構及實踐特征

1.農、工、商、虞是中國古代的重要產業并形成產業群體

產業的劃分標準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經濟史專家看來,中國古代有農、工、商、虞等四類產業,它們可以與今天三次產業的劃分標準對應輦輰訛。江怡認為,“有了手工業的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剩余產品進一步增多,在此前提下,商貿流通業自然得到發展。”輦輱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經營領域逐漸擴展到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由此形成了以商業為主、兼營手工業企業的民營混業經營模式,農、工、商、虞等四類產業不斷興起,經濟社會發展到新的水平。經濟產業的形成與分類催生了相應的社會階層。士、農、工、商則是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對農、工、商、虞提出的新的劃分方法,他將虞業并入了農業,新增了“士”這個新階層,形成了以“士農工商”為職業劃分集聚的群體輦輲訛。江怡認為,民營工商業的發展促進社會分工的擴大,由此成為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條件。手工業和商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生產和流通領域進一步融合,經營范圍不斷擴大,改變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既有格局,士農工商的職業群體因此固化而穩定輦輳訛。

2.社會第三次大分工形成了第三產業而成為民營經濟的發展載體

第三產業是民營經濟的重要發展載體,從古至今,民營經濟為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發展歷程與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分工緊密關聯。童書業認為,從整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直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了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才出現社會第三次大分工,在經濟發達地區,生產和交換依次進行,其品種不斷增多且交換的規模越來越大輦輴訛。江怡認為,“歷史上的三次分工產生了具有民營性質的商人群體與階層,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作用日益顯現,交換更加頻繁。”輦輵訛社會上出現了一個不從事實業生產、只進行商品交換的商人和商人群體,商業形態和商人群體的形成,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第三次社會大分工的完成。至此,民營經濟形成了以產業經濟為主體,涵蓋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等三次產業和金融業、運輸業等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所有行業。產業一體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不斷提升的體現,意味著生產力的發達程度,也是產業之間不斷融合的過程和結果。胡寄窗先生提出中國古代的工商業活動一體化的觀點,即手工業一定會是包容在商業之內,形成工商業一體化,二三產業的融合程度不斷提升。王天偉運用產業經濟學的專業理論,以部門產業為主題,其研究縱貫產業經濟的起源、發展和演變歷程,涉及古代、近代和現代民營經濟產業發展的方方面面。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官辦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空前擴大,工業部門日益增多,官府機構龐大而復雜,工業生產分工越來越細,促進了民間工業的迅速發展輦輶訛。

3.民營手工業發展先于官營手工業

家庭手工業是民營工業的起始產業,春秋末期,由于社會大變革而使各國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由此造成民營冶鐵業蓬勃興起,為戰國時期民營經濟發展打下良好基礎。王天偉認為,“民營工業,起于家庭手工業,先于官營工業存在并與官營工業共同發展”輦輷訛。在他看來,戰國時期已經出現民營工業,但官營工業仍占主導地位。因此,民營經濟在戰國時期正式躍上中國經濟的舞臺。王天偉認為,中國官府工業出現在奴隸制社會的初期。從商代到西漢的漫長時期內,工業部門遍布官府作坊,尤其在西漢時期,“在都城長安設有東西織室,作為官府織造工業作坊。”輧輮訛戰國時期,雖然官府工業居于主導地位,但由于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彼時已經出現了民營工業,工商業者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人,其所涉產業包括工業、手工業和商業等領域。

4.商貿流通業是民營經濟的重要產業

社會分工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產業基礎,中國古代的工商業者被統稱為商人,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私營工商業不斷興起,民營商人私商逐漸取代官商成為商人的主體。彼時出現的諸如弦高、子貢、陶朱公等巨賈,他們成為流通業的巨子,得益于社會分工的擴大和深化。童書業認為,“從整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直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了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才出現社會第三次大分工。”輧輯訛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提高了生產效率,社會剩余產品不斷豐裕,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實業基礎。交換是擴大社會再生產的動力,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對民族興衰具有重要的作用。崔占峰對古代商販發展的歷史脈絡進行了梳理,認為遠古時期就在經濟生活中存在商販現象,遠古和夏朝時期是古代商販發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輧輰訛。吳慧解析商業形態的萌芽和成長對商品經濟發展路徑的影響,認為商業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漸產生的,其初始的萌芽狀態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的物物交換,后來才有發展了的交換形式———商業。從產業路徑而言,個體民營手工業的產品須進入流通領域成為商品,或生產者延伸產業鏈而直接將產銷合二為一。只有進入商貿流通領域,民營手工業的產品才能成為商品,據此才能完善產品—商品—消費的產業鏈。

四、官營經濟體制的形成機理及體制載體

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官營經濟以強勢政府為背景,既是政府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又扮演實施者,其制度安排和產業實踐構成官營經濟體制與機制。研究民營經濟史,必然涉及“重農抑商”、“鹽業專賣”和對外貿易的壟斷等官營經濟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官營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載體。圍繞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在中國民營經濟史的演進過程中,民營經濟與官營經濟分別在經濟社會結構中發揮不同的作用。

1.夏商周時朝的“工商食官”是官營經濟體制正式形成的重要標志

官營經濟體制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利益因素,劉含若等認為自西周時期起,以“工商食官”為載體,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工商產業已然形成制度體系,“工商食官”是夏商周時朝的官營手工業制度,實際上就是今天的國營(有)經濟體制,其最重要作用在于政府壟斷輧輱訛。蘇小和認為,“在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內,企業既能解決整個社會的就業問題,也能解決政府財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業,就意味著抓住了經濟的本質。”輧輲訛“工商食官”是政府重要的官營手工業制度,標志著國營(有)經濟體制的形成。王天偉認為,在漫長的兩千多年時間里,官辦工業和手工工場的規模空前擴大,工業部門日益增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在對內對外貿易領域的壟斷程度不斷提升,以此為載體的國營(有)經濟體制也在走向成熟與完善。童書業認為,“匠戶制度的破壞,始于明代中葉以后,而完成于清代康熙年間,這與通常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生期基本上是相一致的。”輧輳訛“匠戶制度”是官營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生產要素的禁錮,實質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利于民營經濟的從業人數和產業規模的擴大,更不利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體制逐漸崛起。王天偉認為,“明代中期以后,民營資本的興起,不僅使勞資分離,而且呈現規模大、用工多、分工細的特征。”

2.“重農抑商”及其他政策是官營經濟體制重要的制度安排

“重農抑商”是封建社會的既定國策,封建政府是抑商制度的始作俑者。童書業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重本抑末,歧視手工業者和商人。”輧輵訛究其原因,在于“重農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在歷代占據主流地位,整個社會“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輧輶訛政府干預經濟事務具有明顯的制度導向性,社會財富任由政府獨享而不使天下人獲利是專制政府既定的經濟政策。劉含若認為,戰國時期的法家以“利出一孔”為最好的政策選擇,認為國君應該在經濟上掌握臣民的貧富予奪,也即是說國家和君主要臣民富就富,要臣民貧就貧輧輷訛。江怡認為,小農經濟社會以自然經濟的結構和形態為主,商品經濟不發達,經濟社會的資源有限,整個社會整體而言處于貧窮狀態。為了應付龐大的行政和軍事開支以加強封建統治,當權者只能在農業產業的范疇上做文章,動用稀缺的經濟社會資源為農業服務,穩固和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因此,因涉農、扶農而打壓工商業的制度政策應運而生。應該說,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重農抑商”、“鹽業專賣”和壟斷對外貿易等三大官營體制及機制對民營經濟的產生具有抑制和擠壓作用。

3.政商關系的變遷路徑對應“重農抑商”的制度效應

吳曉波在其著作《浩蕩兩千年》(中信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中提出“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系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等疑問,是對“重農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的施行效果和影響的最好詮釋,即凡是政商關系好的時候,政府“抑商”的力度就小,反之則大輨輮訛。從漢唐到明清,“集權”與“抑商”是封建社會的兩大主題,前者是基于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重要內涵,后者是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施政實踐。政府以集權的手段,通過計劃經濟體制的方式,以權力而非市場來對經濟社會資源進行分配和再分配,但凡政商關系緊張的時候,政府就會通過手中的權力大興“抑商”之舉。

4.“鹽業專賣”政策是政府打壓民營經濟的重要手段

專賣制度的本質是與民爭利,專賣制度的建立源于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結合。專賣制度是政府經濟利益和來源的制度源頭,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專賣方面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將經濟活動的主導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這種理論的倡導者及政府實踐行為出現在中國的春秋時期。劉含若等認為,《管子》是最早的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提倡者,其集大成者為管仲輨輯訛。《管子》主張官營壟斷、政府專賣,由此而形成的專賣制度體現了政府的利益導向并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敵。王天偉認為,“古代的專賣制度,經歷了由漢代以前的民制(或民官和制)官收、官運官銷→唐宋時期的民制、官收、商運、商銷→明清時期的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演變過程,由官專賣制演變為‘官專賣制’或‘委托專賣制’。”輨輰訛鹽鐵官營實際上就是在生產關系領域政府壟斷鹽鐵資源的分配權力,食鹽既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專賣商品,又是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吉成名在《先秦至隋代食鹽產地考略》一文中探討了食鹽生產開始的時間及先秦至隋代的食鹽產地問題輨輱訛。食鹽專賣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始于先秦秦漢時期而直到民國的鹽業專賣,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朱柏銘在其主編的《寧波鹽制》中認為,“歷代鹽的生產體制是以公有制為主,延綿兩千余年。間有允許鹽戶私剪。”輨輲訛鹽鐵官營實際上就是在生產關系領域,對鹽鐵資源進行社會分配而顯示出的政府與個體私營生產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鹽鐵官營是西漢封建政權依靠行政權力,壟斷鹽鐵等生產生活資料,從制度體制的角度,控制獲利之源而與民爭利,以獲取巨額的財政收入。在對鹽鐵官營的利弊爭端中,于傳波認為鹽鐵官營摧毀了漢代的資本主義萌芽,阻礙了生產的發展輨輳訛。陳乃華認為,“鹽鐵專賣”堵塞了商人資本及農村過剩勞力向工商業流通的渠道,加速了農民破產并淪為流民或奴婢的過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導致西漢中后期社會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輨輴訛。

五、民營經濟與制度環境及其關系的研究

1.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體制障礙

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劃分不同的經濟體制是人們對民營經濟認識偏差的根源,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還有不少人以另類的眼光看待民營經濟,思維仍在姓“社”和姓“資”中徘徊。劉迎秋認為,“許多人對資本認識有偏差,把資本看作只圖私利的有害之物的人占相當比重。”輨輵訛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影響了政府民營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使包括制度、社會文化和投資在內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面臨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壯大。馬虎兆、李欣先認為,“現階段投資環境、市場化水平和產業結構是影響民間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

2.民營經濟的“發展悖論”顯現政府與市場的模糊邊界

一般認為,政府的職責是制定“游戲規則”,在經濟活動中提供基本服務以促進經濟增長,但無處不在的政府權力如果過度介入經濟活動,則會導致交易費用的提升,阻礙經濟增長。針對這種情況,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的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曾經認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經濟衰退的根源”,即“諾斯悖論”。“中國民營經濟史,其橫切面都是政商關系史,即政府與企業、權力與資本的博弈史。”輨輷訛因此,在江怡看來,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過多干預民營經濟,同樣使其交易費用上升,由此形成民營經濟的“發展悖論”。

3.適宜的制度環境能夠降低民營經濟的制度交易成本

王躍生、馬相東認為,必須“明確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基本職能———為權力的運行提供公正、安全的針對環境,而不應過多地成為產權主體。……建立有約束機制的行政體制,通過憲法秩序保證產權規則的長期穩定性。”輩輮訛田國強則認為,“只有從規范、制約和監督政府權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會這三個維度的綜合治理著手,合理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治理的邊界,才能同時解決好效率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才能從根源上根除腐敗和行賄受賄現象,降低市場經濟活動的制度交易成本,建立起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及個人之間良性互動的健康關系。”輩輯訛他強調“制度環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法律規則的集合,它是制定生產、交換機分配規則的基礎。”他看重制度的作用,認為“在諾斯的理論框架中,制度對于產權的界定、行使和保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輩輱訛在陳志武等看來,“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是決定市場交易規則環境、保障私人產權的制度。”輩輲訛而市場經濟的深化恰恰能夠完善市場交易的制度,如降低交易成本、保護個人產權,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約執行架構等輩輳訛。

六、民營經濟在“制度耦合”過程中的作用

1.放松管制、放權讓利是“制度耦合”的重要前提

改變公有制單一格局、在經濟領域放權讓利、政府放松管制為“制度耦合”奠定基礎。1981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的文件,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明了中國的個體經濟政策,為在不同所有制之間進行“制度耦合”奠定基礎。高德步認為,該文件還具體規定了城鎮個體經濟的經營范圍,適當放寬了個體經濟市場準入條件輩輴訛。為民營經濟領域不斷進行“制度耦合”提供了載體,結果證明是成功的。因此,蘇小和認為,“在各種經濟體制的改革中,放權讓利的發展績效最為明顯,這幾乎成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經濟史事實輩輵訛。“制度耦合”的作用在于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而使民營經濟獲得發展空間。高德步認為,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于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個體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存在發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路徑方面,要大力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真正發揮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提升“制度耦合”的程度輩輶訛。

2.民營經濟作為體制力量影響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

市場機制是土地生產要素流動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基本運行機制。江怡認為,基于這一考慮,“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走向,使基于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輩輷訛民營經濟獲得合法的發展空間后,經過不斷努力,已然成為一種體制力量,進而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民營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因此,民營經濟經歷了由小到大、由政府限制其發展,到提倡和激勵其發展,直到今天大力發展的過程,使得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輪輮訛。

3.“制度耦合”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路徑

民營經濟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路徑調整經濟社會關系,是生產力作用于生產關系的結果。石世奇簡評胡寄窗先生所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后認為,發展民營經濟的意義之一,在于商人資本對舊的生產關系起到的分解作用輪輯訛。在本文作者看來,其作用并不止于此,而是對新的生產關系的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作用體現為隨著情況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民營經濟在“制度耦合”過程中成為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的重要力量。江怡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各種不同體制之間的耦合性,即‘制度耦合’。”輪輰訛1978年改革開放后重新發展民營經濟并實行的市場化改革,其“耦合”路徑就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計劃與市場等兩種不同經濟體制之間的“耦合”行為促進市場化的因素不斷增多,市場交易規則也在隨之發生變化,已經成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七、內外開放推動經濟制度與政策不斷轉型的研究

1.內外開放促進商品經濟加快發展

個體商人、城鄉市鎮和民營商幫的崛起是商品經濟加快發展的成果,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一特定時期,凡是重視民營工商業并實行內外開放政策,其商品經濟都得到較快發展。董書城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有三次興盛時期,第一次是從戰國到秦漢時期,第二次是唐宋時期,第三次是明清時期輪輱訛。江怡認為這三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最大成果就是都市的不斷興起而推動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如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官商壟斷經濟的局面被打破;隋唐時期,大運河的開通和對外開放的擴大;兩宋時期,城鄉市場交易活躍,商品經濟得到較大程度的發展;而到了明清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形成好的“路徑依賴”,各地商幫不斷興起。商業都市及市鎮的勃興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日本著名學者、漢學家斯波義信先生認為“宋代的商業革命確屬質的變化。”輪輲訛其后,在其所著《中國都市史》一書中認為,中國都市及市鎮的市場經濟活動在明末清初及至民國時期達到了頂點,所以,“人們將歷史上對農村環境中出現的工商業等非農業性活動的過程視為‘都市化’已成為共識。”輪輳訛其都市化的過程與形式與商品經濟發展緊密相連,都市的不斷興起,實際上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縮影,也是內外開放的窗口,為經濟體制轉型奠定了基礎。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認為,在內外開放的背景下,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

2.“重農抑商”向“重農重商”轉變為民營經濟贏得重要發展機遇

“重農抑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制度政策載體,它貫通封建社會上層建筑領域和整個經濟基礎。佘正榮認為,“人類文明的起源無疑是以農業為先導的,農業生產是文明產生的先決條件。”輪輴訛這說明在小農經濟社會里,由于商品經濟不發達,使得農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入近代后,由于開放力度不斷加大,農耕社會“重農抑商”的制度與近代農工商并重發展的理念成為天然沖突,更由于外來要素和規制不斷涌入,“重農抑商”到“重農重商”,以“官辦”、“官督商辦”為基礎的國營企業逐漸向近代民營企業轉變。蔣廷黻認為,近代以來,從“重農抑商”到“重農重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就是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重農抑商”向“重農重商”的轉變為民營經濟贏得重要發展機遇,意味著國營經濟體制的壟斷架構逐漸失去主導地位,促使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

3.近代工業的二元經濟特征實則是計劃經濟體制作用的結果

內外開放是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推手。所謂近代工業,是指工業生產由手工工場發展到資本主義機器生產階段。劉洪英、王作峰認為,中國近代工業是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它一開始就走著一條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近代工業所不同的道路輪輵訛。祝慈壽將中國古代工業按照王朝的更迭來敘述工業的特征、產地、管理方式、產業演變路徑等,其所著的《中國近代工業史》以近代工業發展為主線,以鴉片戰爭至建國前的時期為敘述載體,展現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發展的特點和產業演變的路徑及原因,顯現出近代產業部門與傳統產業部門、口岸城市與內地農村等明顯的近代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

4.近代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轉型是資本角力的成果

朱榮基的著作《近代中國海關及其檔案》(海天出版社,1996年),反映了近代社會自開放以來的貿易往來概況,實際上是當時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折射顯現在開放的大環境下,包括寧波在內的中國沿海地區由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路徑。由杭州海關編譯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海關報告集成》一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則是對相關海關對外貿易的數據記載,揭示了自然經濟的發展模式被強制性地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后的演變路徑與結果。

作者:江怡

民營經濟史若干問題研究責任編輯:張雨    閱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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